摘 要:
目的 探讨产次对衢州市柯城地区农村妇女高血压患病的影响因素。方法 选取衢州市柯城区妇幼保健院2017年4月至2018年6月诊治的272例年龄≥35岁的生育后妇女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基本资料、血压、血糖、生育情况等进行问卷调查,将整理后的信息录入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同产次妇女在年龄、绝经人数、收缩压、高血压人数、高血压家族史人数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产次1次平均年龄(49.40±6.32)岁,产次2次平均年龄(58.54±8.20)岁,产次3次平均年龄(69.27±5.33)岁(t=127.605,P<0.01);产次1次绝经85例,产次2次绝经58例,产次3次绝经28例(χ2=47.198,P<0.01);产次1次高血压44例,产次2次高血压31例,产次3次高血压18例(χ2=21.804,P<0.01)。将有关因素纳入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提示,产次不是影响高血压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 综合多种因素分析,产次可能对妇女的血压变化有着一定的影响,但对于高血压的发生并无直接关系,因此产次并不是影响农村妇女高血压的独立危险因素。
关键词:
农村 妇女 高血压 产次 年龄 绝经 影响因素
2015年的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现状报告显示,我国成年人的高血压患病率已从2002年的18.8%上升至25.2%[1]。高血压作为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危因素,可导致心脏、脑、肾等多个脏器功能和器质性的改变,诱发更加严重的疾病[2-3]。在我国开放二孩政策以后,有相关研究显示,生育次数超过2次的妇女其乳腺癌和宫颈癌的发生率可较生育1次的妇女降低[4-5]。由此提示,产次可能对于女性的生理功能和抗病能力有着一定的影响。但对于产次是否对高血压这种慢性疾病的发生也有同样的影响,目前尚缺乏明确的研究。因此,本研究以柯城区所属区域的农村妇女作为研究对象,对妇女的一般资料及临床相关信息进行整理分析,旨在探讨影响农村妇女高血压的患病因素,为临床防治工作提供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选取于衢州市柯城区妇幼保健院 2017 年 4月至2018年6月妇保科妇女作为研究对象,年龄≥35岁,生育次数≥1次,为柯城区所属地区常住农村户籍居民,排除妊娠妇女,在研究期间共完成调查问卷284份,其中有效问卷并具有完整检查报告者272例,有效率为95.77%。研究对象均知情并自愿均写问卷。
1.2 观察指标
通过体质量和身高计算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BMI 24~28 kg/m2或腰围80~90 cm则为超重,BMI≥28 kg/m2,或腰围≥90 cm即可诊断为肥胖[6]。睡眠障碍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ittsb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进行评估,总分0~21分,>7分即为睡眠质量差[7]。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4.0分析,组间计量资料比较采用方差齐性检验或非参数检验;组间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将相关因素纳入logistic回归模型计算产次对高血压患病的影响,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不同产次妇女临床资料比较
不同产次妇女在年龄、绝经人数、收缩压、高血压人数、高血压家族史人数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年龄随着产次的增加而增长,产次越多绝经人数所占比例越多,且高血压发生率也随着产次的增加而增高,见表1。
2.2 产次对高血压患病logistic回归分析
以本研究的272例妇女就诊、咨询或被追踪观察者资料为样本,以高血压状态为应变量,赋值1=高血压(103例),0=正常血压(169例,收缩压≤130 mmHg,舒张压≤90 mm Hg)。自变量的选择则是会同临床和统计专家协商,并先行剔除若干可能有共线影响的因素(参见被纳入因素后面的括号备注)。最终纳入产次、年龄(剔除和其有共线作用的绝经因素)、BMI(剔除和其有共线作用的腰围、臀围、体质量、血脂异常等因素)等3个指标作为自变量。
其中,年龄和BMI资料为连续变量,按对应的总均值进行分层(分别为年龄:53.73岁,实取53岁;BMI为23.01 kg/m2,实取23 kg/m2),转化成两分类变量,以提高统计效率使回归结果清晰。各自变量赋值参见表2。考虑到自变量较少,采用全子集logistic回归模式,不进行自变量的选择和剔除。
年龄和BMI水平确是产妇发生高血压的危险影响因素(OR>1,P<0.05)。而产次对高血压的患病无显著性影响(P>0.05),提示其可能非独立影响因素,
3 讨 论
心脑血管疾病目前是世界范围内疾病死亡率最高的疾病,而高血压作为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近年来其患病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本研究推测产次可能与妇女的高血压发生存在一定的关系,据此展开本研究。本研究通过对近1年柯城区妇保科收集的年龄≥35岁妇女的临床基本资料并进行统计分析后显示,不同产次妇女在年龄、绝经人数、收缩压、高血压人数、高血压家族史人数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现出产次越多的妇女其年龄越大、绝经人数越多,高血压的发生率也越高的特点。
其次,本研究通过将有关因素纳入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以是否发生高血压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年龄,BMI是高血压疾病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而产次因素,在回归过程中并不显著(P>0.05),提示其可能不是高血压的发生的独立影响因素(当然不排除本研究样本量有限/有一定偏倚)。即根据本研究资料得到的结果是:在不同年龄段农村生育妇女中产次并不是影响高血压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有临床学者认为,妊娠可增加胰岛素抵抗、血脂增高以及肥胖的风险,对于诱发高血压的发生有一定的影响[8-10]。广州地区一项 7 352 例妇女的相关研究表明,在排除多种干扰因素后产次与代谢综合征的发病风险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对血压并无明显影响[11],这一结果与本研究结果一致。由此提示,产次可能对妇女的血压变化有着一定的影响,但对于高血压的发生并无直接关系。
参考文献
[1] 康锋莉,邓可斌.中国式分权与居民生活健康状况 ——来自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的证据[J].地方财政研究,2017,13(4):58-66.
[2] 张立杰,王晓玲,宋巧凤,等.健康行为和因素评分对心脑血管事件及全因死亡的影响及研究[J].中国循证心血管医学杂志,2018,10(6):675-677.
[3] 朱卫红,窦瑞青,孟珺,等.上海市社区老年人脑卒中危险因素暴露情况及心脑血管疾病发病风险[J].中国公共卫生,2018,34(8):1075-1078.
[4] 张柏林,吴金其,郑荣寿,等.女性乳腺癌发病危险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J].癌症进展,2017,15(4):395-398.
[5] 姜昊,吴玉梅,王建东,等.不同年龄段宫颈癌的临床特点分析[J].医学综述,2018,24(10):1938-1942.
[6] 贾爱华,徐少勇,明洁,等.我国不同诊断标准下肥胖流行病学特征分析[J].中华糖尿病杂志,2017,9(4):221-225.
[7] 殷睿宏,谷永霞,唐冬梅,等.电子版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信效度测评[J].医学美学美容(中旬刊),2014 (12):610.
[8] 曹如梅.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危险因素的研究进展[J].医学理论与实践,2018 (16):2400-2401,2388.
[9] 叶可君,彭梦佳,戴洁,等.妊娠期糖尿病与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甲状腺功能变化情况与临床干预研究[J].中国妇幼保健,2018,33(14):3142-3146.
[10] 蒋惠玲,薛筱蕾,阿米娜.妊娠期糖尿病患者炎症因子、氧化应激水平及其与胰岛素抵抗的关系[J].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2018,26(10):965-967,971.
[11] Lao XQ,Thomas GN,Jiang CQ,et al.Parity and the metabolic syndrome in older Chinese women:the Guangzhou Biobank Cohort Study [J].Clin Endocrinol,2006,65(4):460-469.